在“门前三包”责任制走过42年之际，广州再次将其置于城市治理的重要位置。2026年，广州全面启动新时代“门前三包”责任制提质增效行动，推动这项诞生于街巷基层的制度焕发新活力。一项延续四十余年的制度，为何至今仍被反复激活？在超大城市治理进入精细化阶段的今天，它又将承担怎样的新使命？答案或许要从它的发源地——荔湾寻找。

1984年，荔湾街头的一场基层探索，让临街商铺第一次以责任主体身份参与城市管理。“包卫生、包秩序、包绿化”的约定，看似只是一次简单的责任划分，却改变了城市管理长期依赖政府单向治理的模式。

42年过去，这项制度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新的治理需求下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从商户自治联盟到“一店一码”，从空间精细治理到数字化共治，荔湾持续探索着“门前三包”的升级路径，也为老城“新治”提供了一份可参考的样本。

荔湾恩宁路的街面整洁干净

思路之变：从“政府包揽”转为“共建共治”

回顾“门前三包”的诞生背景，不难发现它本质上是一场治理理念的创新。作为广州传统商业中心之一的荔湾商铺林立、市井烟火气浓郁，与此同时老城区空间局限、人口稠密，政府对环境卫生和市容秩序的管理压力日渐凸显。这种城市管理的现实困境恰恰为探索新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最迫切的土壤。

1984年，荔湾区部分街道开始与沿街商铺协商约定责任区域，由商户承担门前环境卫生、秩序维护和绿化管护责任。由于责任范围集中在商铺“门前”，这项制度便被形象地称为“门前三包”。

“有时候问题最集中的地方，往往也最容易催生制度创新。”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蒋红军认为，荔湾人口密集、商业活跃，同时又保留着较强的熟人社会特征，为邻里监督和协商共治提供了天然基础。在他看来，“门前三包”最大的价值，不仅在于改善环境卫生，更在于重塑了城市治理中的责任关系——让城市管理不再只是政府的事情，而成为社会共同参与的过程。

荔湾区和业广场前的共享单车区

1986年，广州出台全市性“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向全市推广。随后，“门前三包”作为城市管理的“广州经验”走向全国，成为影响中国城市管理数十年的一项基本制度。而42年后的今天，当广州正式启动新时代“门前三包”提质增效行动时，其背后的治理逻辑依然没有改变。

目前，荔湾已组建21个商铺自治联盟，由大型市场和沿街商户带头开展自律管理、互相监督。这种由商户参与、邻里协商的治理方式，与42年前的制度初心一脉相承。

寻找平衡：空间再分配，留下老城烟火

如果说42年前的“门前三包”解决的是“谁来管”的问题，那么今天的荔湾，则更多在探索“怎么管得更好”。作为广州中心城区，荔湾老城区道路狭窄、人口密集、商业活跃。外卖配送、共享单车、商铺经营等新业态不断发展，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非机动车停放空间不足、商铺经营需求增长、行人通行空间有限等问题长期并存，如何兼顾秩序与活力，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

面对有限的城市空间，荔湾选择从腾空间、让资源、分秩序入手。在滘口地铁站周边，过去车辆乱停放现象较为突出。近年来，荔湾累计划设非机动车停放区5886处、停车位约9.45万个，实现地铁站周边停车泊位全覆盖，推动停车秩序明显改善。

此外，城光荟、和业广场等商业综合体主动退让了部分广场空间，将其改造为骑手专属停放区，并通过彩色标线划分共享单车区、骑手停放区和普通非机动车停放区，实现不同群体有序分流。在荔湾看来，空间虽然有限，但治理可以创造新的空间价值。

除了空间分配，荔湾还尝试在“管”与“放”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目前，全区根据区域特点划分严禁区、严控区和规范区，实行“一路一策”差异化管理。金花街部分区域试点规范外摆经营，东漖街设置临时疏导区，依托蓝黄红三色分级督导引导流动摊贩规范经营，在保障市容秩序的同时保留城市烟火气。

“城市管理并不是简单地禁止或放开，而是在秩序与活力之间找到合理边界。”蒋红军认为，只有建立清晰规范的标准，才能让烟火气与城市品质实现共存。

共治升级：数字技术融入治理

新时代的“门前三包”，也正在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在荔湾区白鹤洞街、南源街试点基础上，“门前三包”小程序已逐步推广至全区。“一店一码”成为连接商户、市民和管理部门的新纽带。通过商户名称、经营地址、电子版责任书等商铺信息。

对于市民而言，这个二维码同样是一条参与治理的新渠道。“发现门前有垃圾，拍照上传就可以。”一位市民现场向记者展示操作流程。问题上传后，系统自动推送至对应商户，形成发现、派单、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相比过去依赖人工巡查和电话投诉的模式，数字化平台让更多市民能够直接参与城市治理。

荔湾区永庆坊一面墙上的“门前三包”共建码

蒋红军认为，“门前三包”本质上是一项平台型制度，它最大的优势在于为不同治理主体预留了参与接口。无论是商户自治，还是数字化治理，其核心始终是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城市管理之中。“技术只是工具，关键还是提高制度运行效率、责任落实效率和社会监督效率。”他说。

42年前，“门前三包”诞生于荔湾街巷之间；42年后，当广州再次把这项制度放到超大城市治理的重要位置，人们发现，它从未离开。变化的是治理工具、治理场景和治理需求；不变的，则是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的初心。对于一座拥有两千多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而言，这或许正是“门前三包”历久弥新的原因所在。

南方+记者 马艺天

通讯员 成广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