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孩子的Snapchat被禁了吗？”“是啊，都被禁了，但她们好像很快想办法找回了账户。”近半年来，生活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华人Judy和其他家长打招呼时，问候变成了这类对话。他们提到的Snapchat是颇受澳大利亚青少年喜欢的社交软件。

2025年年底，澳大利亚开始正式实施全球首例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限制政策，要求平台“合理限制”未成年人创建账户。自该禁令生效以来，数百万个疑似未成年人账户已经被平台删除。

（图/《善意的竞争》）

一项调查显示，有60%—70%的16岁以下的社交媒体用户，在禁令实施后仍然能够使用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和TikTok。而目前的社交媒体禁令只明确囊括了10个平台，哪怕被限制使用这些主流平台，青少年也很快会找到诸如Roblox、Discord等兴趣社区类应用，不耽误上网冲浪和虚拟社交。

一方面，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数字化对未成年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在英剧《混沌少年时》里，网络世界中的厌女文化、极端言论和匿名讨论，正形塑青少年的心理认知，为大众教育和社会治理带来困境。另一方面，全球首例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执行难度可能比想象中更大，一出生就与手机、互联网相伴的10后，并不会因为一项禁令的实施而改变他们已然数字化的思维方式。

从长远来看，如何真正保护10后乃至未来更多的孩子，让他们有一个更加健康的童年？也许，这从来不只是数字技术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

他们在担心什么？

“现在大部分孩子在四五年级就有手机了，我家孩子算晚的，上了初中才给她们用手机。”Judy给两个女儿制订了比较严格的电子设备使用规则，比如不能带进卧室、晚上九点半之后要把电子设备放在指定位置等，但“她们一拿到手机，眼睛就不会离开屏幕，这已经成为她们的习惯”。

吕莹曾在悉尼多所公立中学工作，主要教授中文和日语。在澳大利亚中学教育体系里，孩子需要学一门除英语之外的第二语言（具体要求因州、学校和年级阶段而异）。当被问及社交媒体禁令对学生的影响时，比起这一新政策，吕莹提到了前两年已在澳大利亚各州推广的校园手机禁令：“目前而言，进学校就收手机，效果更立竿见影吧。”

校园手机禁令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将手机等电子设备放在书包、带锁的包袋或储物柜中。Judy的女儿们所在学校推行校园手机禁令的进度比较缓慢，在今年年初才开始严格执行。学生一进校门就需要把手机放到一个特定的包袋中，用磁扣锁住，就像超市用的安全锁那样，需要有专门钥匙才能打开包袋。

校园手机禁令和社交媒体禁令的侧重点不同，但其背后存在一些共同原因——人们已经无法忽视手机和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了。

（图/央视新闻）

一个事实是，这一代儿童是在电子设备的陪伴下成长的。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全世界的学生都经历了网课的普及和电子化的社交。尽管Judy在孩子们上初中时才给她们买手机，但在这之前，她们都已经熟练地使用平板电脑上课和完成作业任务，并通过网络和朋友们联系。

澳大利亚的教育者也意识到了AI对孩子学习的影响。Judy的女儿告诉她，尽管学校明令禁止学生使用AI做作业、考试，但依然有同学同时使用多个大语言模型来写作业，甚至用反监测工具来消除AI痕迹。

与此同时，一位名叫霍莉·库珀（Holly Cooper）的中学教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在第一堂课上就发现一名男学生用手机偷拍她。当她提出让该学生把手机上交时，对方拒绝了。更多不愿具名的教师提及，有学生会上网发帖对女性教师进行言语性骚扰。

男孩的成长，越来越多地受到在网络上盛行的“男性圈”（manosphere）文化的影响，随之而来的，则是厌女情绪和攻击性表达的蔓延；而对于女孩来说，社交媒体则日益成为小团体文化的温床。而这些都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霸凌问题。

（图/《心碎高中》）

Judy的女儿们就读于悉尼东区的一所私立女中，学生以白人居多，她感觉孩子们肉眼可见地“白女化”了。女孩们越来越习惯通过组建小团体来建立一套生活方式，“10个人，可以建立30个社交群组”。Judy偶尔也会收到学校的邮件，被告知一些比较严重的霸凌或者暴力事件。吕莹也提及，她所在的公立学校经常出现霸凌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关于澳大利亚青少年的负面评价并不少见，一些游客和留学生会抱怨当地青少年群体有较强的攻击性和排外倾向。

无论是网络教学或AI使用泛滥对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还是校园霸凌、性别文化造成的冲击，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不应该完全归咎于技术或社交媒体。但对于澳大利亚的家长和教育者来说，手机和社交媒体正在成为所有问题最集中的关口。

对抗禁令，一场心不在焉的“猫鼠游戏”

在Judy女儿们的学校里，在校园手机禁令实施的第二周，那个锁住手机的包袋就被某些学生悄悄地打开了。此举被老师发现后，学生极有可能受到一次警告，他们将因此无法进课堂，在门口罚站，相关老师或会发邮件通报家长。

相比之下，面对眼前这个执行才约半年的社交媒体禁令，青少年似乎更能游刃有余地“保卫”自己的社交账户。

（图/《善意的竞争》）

而另一边，尽管根据政策，如果平台未能采取合理措施施行禁令，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的罚款， 但从当前看，平台自身的执行态度并不算积极。

今年3月底，澳大利亚通信部长安妮卡·威尔斯（Anika Well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网络安全部门正在收集证据以证明包括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TikTok和YouTube在内的平台违反禁令。比如，有平台允许16岁以下用户反复尝试以通过年龄验证，亦有平台允许用户自行申报年龄，或没有直接采取措施阻止青少年被封号后开设新的账户。

（图/《心碎高中》）

与此同时，另一种变化也正在发生：不少青少年开始从公开社交媒体迁移到更封闭、更难监管的数字社区，诸如Roblox、Discord等。相较于以算法推荐流为核心、被外界诟病有成瘾机制的主流社交媒体，这些平台的内容分发机制更分散，也更依赖小圈层社群互动，更像是论坛、语音聊天室和兴趣社区的混合体。因此在当前的监管框架中，它们尚未被纳入重点限制范围。

在Judy眼里，区别于熟人社交应用，这类社区危机四伏：“孩子曾和我说，在Roblox上会遇到一些陌生人，这些人出言不逊，讲下流的或者攻击性很强的话。”

但在网络世界里长大的这一代青少年，在新的规则出现后，显然也正在迅速学会新的“绕行方式”。

数字时代里，怎样才算正常成长？

社交媒体禁令推行，一批家长认为非常好，Judy是其中一位。但在她的生活圈子里，只有一半家长赞成，另一半家长并不在意，他们甚至会帮孩子通过那些繁琐的认证。据她的观察，前者多是靠自己奋斗实现了职业理想并获取了相应社会地位的新中产群体，后者则多为一些传统富裕阶层或社会中下阶层。

在澳大利亚，社交媒体禁令是由执政党工党牵头推动的一项政策。在Judy看来，尽管它的推行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但她依然怀疑其除了作为政治背书和吸引选民的“噱头”外，是否具有实际作用。和很多其他政策的推行一样，她形容：“也许这又是一次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实践。”

另一边，由新南威尔士州议员约翰·鲁迪克（John Ruddick）领导的“数字自由项目”认为，禁止青少年拥有社交媒体账户会阻止他们参与政治和政府事务的讨论。在相关报道中，一位15岁的男孩诺亚·琼斯（Noah Jones）和他的母亲蕾妮（Renee）也站出来，公开反对这一政策。

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欺凌、露骨的内容，但正如蕾妮所指出的那样，像诺亚这样的孩子，从小在公园里见到妈妈们拿着iPhone，且早早就被送到编程夏令营学习，但在他们即将迎来人生第一次投票选举的前几年，政府突然叫停了这一切。“这太仓促了，且没有起到作用。”蕾妮说。

莫纳什大学教授尼尔·塞尔温（Neil Selwyn）对媒体表示，学校禁止使用手机这一举措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是政策本身会很受欢迎。“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是，在学校之外，家庭如何规范孩子使用电子设备。”

不得不承认，与规范学校管理、限制数字平台的具体政策相比，教育本身是更难且更复杂的一件事，它受到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了这项禁令，但就在昨天，斯塔默宣布辞职。(图/社交媒体截图）

在Judy眼里，澳大利亚教育本身并不鼓励卷学习和传统意义上的分数，但非常鼓励学生探索外向的体育活动和社交活动。她给孩子选择私立学校的原因是“资源非常丰富，比如其体育师资和通识教学师资是差不多的”。孩子从小就会尝试体操、游泳、划船、足球等多种运动，她们如今对群体运动更感兴趣，因为可以和朋友一起玩耍。学校每天正式上课是从上午九点开始，可孩子们经常在早上五点半到校练划船，或六点到校踢球，“夏天还可以，但是冬天真的很折磨人”。

很多有被霸凌经历的孩子，经常被视作孤立、内向、沉迷互联网的存在。在社会主流提倡孩子向外探索、成为阳光向上的青年的氛围下，Judy也会怀疑互联网对10后这一代“数字原住民”的影响，比如那个熟练使用多个大语言模型写作业还能反监测的孩子。“也许他未来会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才，不是吗？”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题图 | 《混沌少年时》

排版 | 鱼尾

运营 | 孙天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