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民生之根，是安国定邦的重要基石。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暖南国大地，时代的浪潮悄然启航。如今的深圳市，田野化作厂房，热土焕发生机。这场扎根土地的先行探索，拉开了全国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

逃港潮——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记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

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上最大的逃港潮席卷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群众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涌上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试图逃往香港。

一边是繁华富裕的香港，车水马龙。一边是萧条困窘的宝安，杂草丛生。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感触良多。“我们当时的任务就两条，一条把生产搞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一条把偷渡降下来，农业生产我们想了好多办法，但是我们农民没有积极性。”

方苞意识到，要下定决心发展经济，让逃过去的人回到家乡。在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方苞决定利用深圳临近香港的地理优势，用“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香港的工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为宝安破局。

1978年12月18日，深圳首家“三来一补”企业——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悄然诞生，编号“深轻宝第001号”。

港商出设备、原料与订单，村里出土地、厂房和劳力。时代的红利，很快在宝安全面铺开。工业化浪潮一路向前，土地价值被重新激活，也深刻改写了城乡格局。

昔日村落变成了大小城镇，原本几百人的小村庄，也成长为万人集镇。世代务农的农民，转身成为城镇居民，而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 企业，也给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安稳的就业岗位。

在宝安向南几十公里的海边，一场更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试验正在破土动工。

1979年7月2日，隆隆的炮声在蛇口响起。这个沉寂了多少年的半岛，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和翻斗机昼夜轰鸣。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山填海声，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

可跟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相比，不少海外客商对于投资蛇口的态度却始终心存顾虑。在他们眼里，当时的土地使用没有明确政策，办事无法可依、无规可循。

面对投资者的观望，国家连续出台的多条法规政策，为蛇口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出台，首次明确了合资企业的土地使用规则，给外商吃下了定心丸。

1980年，《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相继落地，从国家到地方层层细化，把土地有偿使用、外商投资办厂的规则一一厘清。

荒滩之上开山拓土，浪潮之畔敢闯敢试。在这片从炸山填海中崛起的土地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空出世。这句口号冲破了思想的桎梏，也喊出了一个时代奋进的节拍。

蛇口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靠着完善的法规护航、盘活闲置土地、敞开大门招商引资，用实干和速度，在南海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新城。

沿海地区靠土地赚到了钱，可外商资源稀缺的内陆城市，没有区位优势、没有外资加持，又该怎样盘活国有土地？

抚顺，一座随着煤炭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

20世纪80年代初的抚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管理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国家建设需要扩大征用土地，征地难度持续加大，征地费用不断攀升，城市用地供给日趋紧缺，应该节约合理利用，但当时用地单位却把大量土地闲置、荒废，造成极大浪费。

原抚顺市土地储备中心 副主任 徐永彪：

土地乱占、违法滥建的现象非常多，行政的手段去管理，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辅以经济的手段和行政的相结合的办法，就探讨了土地有偿使用。参考了外地的经验，结合了抚顺的实际，才出台了决定要收费。

改革之初，最难的不是政策制定，而是疏通千家万户的固有思想。长久以来，抚顺市民早已习惯土地无偿使用，从没听过土地还要缴费、还要确权登记，不解、抵触、观望的情绪在街巷间蔓延。

靠着市领导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耐心宣讲，上下劝说，抚顺市民和有关方面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土地有偿使用新政，全市国有土地改革稳步推进，很快见到了实际成效。

从宝安祠堂的机器轰鸣到蛇口开山的破晓炮声，从深圳借地生财的胆识到抚顺走街入户的耐心，这是一场始于泥土的伟大觉醒。土地不再只是生长粮食的土壤，也是托举广厦的基石。

来源：CCTV国家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