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扬

全球文化经济融合持续加深，文化产业已然成为经济增长与国际竞争的核心赛道。我国文化产业历经多年转型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但仍面临原创薄弱、国际化适配不足、市场活力不足等难题。本文立足国内政策演进脉络，借鉴日韩及东南亚多国成熟发展模式，结合国情吸收先进经验、补齐发展短板，为文化产业提质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中国文化产业支持政策的演进

中国文化产业支持政策的发展，本质是文化领域从“事业主导”向“产业赋能”的转型过程。20世纪90年代，文化领域逐步剥离纯事业属性，探索市场化发展路径。2000年前后，“文化产业”概念在中央文件中逐步明确，并明确区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这一时期政策以“放活”为核心，允许部分经营性文化单位开展市场化探索，财政支持以直接补贴为主，缺乏专项产业资金。

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启动，政策重心从“放活”转向“规范与扶持并重”。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首次将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确立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体制上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打破行政垄断；资金上设立中央与地方多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市场上构建统一开放的文化市场体系，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贸易上启动文化“走出去”“文化互鉴”战略。政策呈现“政府主导、项目带动、园区集聚”特征，有效推动文化产业规模快速扩张。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产业政策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与融合创新，政策重点集中在五方面：推动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支持新业态发展；优化财税支持模式，创新专项资金使用方式；推动文化出海升级，培育国际文化IP；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推动重点区域文化产业一体化；强化版权保护，构建全链条版权治理体系。

东亚、东南亚典型国家文化产业支持政策模式对比

东亚日本、韩国与东南亚新加坡、泰国基于自身国情与文化禀赋，形成各具特色的政策支持模式，通过差异化战略定位与系统政策设计实现产业快速发展。

日本与韩国均以“文化立国”为核心战略，构建系统化、全链条政策支持体系，注重政府、企业与学界协同发力。日本政策以“产学官”协同为核心，坚持长期主义与法律先行，2001年提出“文化立国”战略，出台多部法律法规构建完备法律框架，形成“政府引导、学界支撑、企业主导”的运行机制，政府专注基础设施完善、版权保护与海外推广，以“酷日本”为品牌深耕优势领域。韩国政策以总统推动为特色，先后制定或修订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影像振兴基本法》等多部法律，形成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体系，并构建专项基金矩阵撬动社会资本，提供高比例财政支持与出口补贴，将“韩流”纳入经济外交体系，同时在高校设立相关专业，打造高端创意人才培养体系。

新加坡与泰国立足区位优势与文化特色，采取精准化、开放型政策模式，通过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实现产业崛起。新加坡以“全球文化都市”“亚洲创意枢纽”为定位，通过媒体发展管理局（IMDA）设立多项创意产业扶持基金，发放文化消费补贴培育市场，实施“艺术房屋计划”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补贴顶级文化活动推动文旅融合。泰国以“创意经济”为核心战略，聚焦影视产业与文旅融合，提出“创意泰国”计划，对本土与外国影视制作给予资金补贴，对影视制作设备实行关税减免政策，放宽外资限制、简化审批流程、推出“创意签证”，依托本土文化推动文化、旅游与影视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区域影视制作中心。

跨国比较下的中国文化产业支持政策

与东亚、东南亚典型国家相比，中国文化产业支持政策在多方面仍有优化提升空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国际化进程。一是政策协同不足，碎片化问题突出，政策分散于多个部门，缺乏统一顶层统筹机构，制定与执行的系统性、连贯性不足。二是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国有文化企业存在行政化依赖，民营与中小微企业面临发展难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充分发挥。三是原创能力薄弱，IP 全链条培育不足，政策资金偏向生产环节与平台建设，对原创研发、IP 孵化及衍生品开发支持力度不够，缺乏专项支持体系。四是国际化发展精准度不够，本土化运营能力不足，文化出海以产品出口为主，缺乏对目标市场的深入研究与系统性区域差异化策略。五是人才体系滞后，高端人才短缺，高校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人才激励与保障机制不完善，政策针对性与力度不足。

中国文化产业支持政策的优化路径

结合东亚、东南亚国家经验与中国产业发展实际，建设从五大方面进行优化。

第一，构建“顶层统筹+一窗执行”的政策协同体系。设立国家级文化产业统筹协调机构，强化跨部门统筹协调，打破部门壁垒；整合专项资金，探索设立国家级文化产业引导基金，创新资金分配模式；建设全国文化产业政策智能服务平台，实现全流程线上化。

第二，推动政策从“项目补贴 向“全生命周期生态扶持”转型。设立原创 IP 种子基金，加大对原创项目前期研发补贴；对技术融合项目给予叠加奖补，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对衍生品开发项目给予收入奖补，提升 IP 转化率。

第三，深化市场改革，激活民营与中小微主体活力。全面放宽文化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推广文化金融产品，设立信用担保基金，解决融资难问题；对文创小微企业实施租金补助政策，优化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第四，构建“精准本土化”的东亚、东南亚出海体系。实施区域差异化出海策略，针对东亚成熟市场推进高端合作，针对东南亚新兴市场聚焦内容本土化与文旅 IP 共建；在东盟设立海外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支持；提高重点项目支持比例。

第五，打造“创意+技术+国际”的复合型人才体系。推进高等教育改革，设立文化产业学院，开设交叉学位，对接产业需求；推行“企业导师制+现代学徒制”，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实训基地；实施“文化英才计划”，加大全球引才力度；建立文创人才职称体系，稳定人才队伍。

〔作者单位系宁波财经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本文系宁波财经学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研究中心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