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志明律师

昨晚，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南京博物院事件发布调查通报（以下简称“南博通报”）。

此前，部分涉案书画作品涉及早年被部分专家鉴定为“伪作”，这一细节一度引发公众关注：捐赠出去的文物，所有权归谁？博物馆鉴定为“伪作”以及管理不善，捐赠人有没有权利追责？公益捐赠的善意，能否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这不仅是一个具体事件的追问，更是一次对我国公益捐赠法治环境的深刻检视。值得肯定的是，此次南博通报虽未专门展开论述捐赠问题，但其依法追回文物、厘清责任、强化监管的处理逻辑，恰恰体现了现行法律体系对捐赠行为和捐赠人权益的尊重与保障。

一、捐赠不是“一捐了之”，权利义务均有法可依

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同时，《文物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文物的，应当依法办理移交手续，博物馆应当出具合法接收凭证，并尊重捐赠人的合法权益。”

这意味着：捐赠一旦完成并办理法定交接手续，文物所有权即转移至国家，由博物馆代表国家行使保管职责；但捐赠人仍依法享有知情权、名誉权、监督权等合法权益——比如要求署名、了解文物保存状况、对严重失职行为提出质疑等。

换句话说，捐赠是“托付”，不是“放弃”。公众把家藏珍品捐给国家，是出于对公共文化机构的信任。这份信任，必须由法律和制度来守护。

二、管理失当≠捐赠无效，追责机制必须到位

在本次事件中，庞家捐赠的5幅画作曾在多年前被部分专家鉴定为“伪作”，其中部分画作更是被作为“伪作”低价卖出。有人疑问：既然是“伪作”，能不能要求返还？

从法律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

只要捐赠人完成了实物交付、博物馆实际接收，且无证据表明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捐赠行为即已成立，文物属国家所有，不可撤销，不因后续鉴定结论变化而改变。即便部分画作曾被专家认为艺术价值有限或归属存疑，也仅属学术判断范畴，不具备否定捐赠行为法律效力的依据。

但这并不意味着博物馆可以随意处置。相反，正是因为文物已属国有、由南博代为管理，其负有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若因管理失职导致文物损毁、流失，相关责任单位以及直接责任人须依法承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此次通报中对多名工作人员予以党纪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正是这一法律责任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依据《公益事业捐赠法》第18条、第21条、《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之规定，就博物馆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妥善保管捐赠物等行为，捐赠人有权查询捐赠物使用、管理情况，提出批评、意见、建议。这不是“翻旧账”，而是推动制度完善的正当诉求。

三、善意不应被辜负，制度需为捐赠者撑腰

公益捐赠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据统计，我国博物馆约20%的藏品来源于社会捐赠，许多国宝级文物皆由民间人士慷慨出让。他们的行为，体现的是家国情怀，支撑的是民族记忆。

然而，如果每一次捐赠都可能面临“石沉大海”“下落不明”的风险，谁还敢捐？谁还愿捐？

因此，南博通报最后部分提出改进完善文物管理制度——规范出入库全程留痕、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等——这不仅是对管理漏洞的修补，更是对捐赠人权益的制度性回应。这一举措，应成为全国文博系统的标配。

笔者建议，所有接受捐赠的博物馆必须依法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文物信息、使用方式、展示安排及捐赠人权益；建立全国统一的捐赠文物信息平台，实现可查、可溯、可监督；探索设立“捐赠人回访日”“荣誉展厅”等机制，让善意被看见、被铭记。

结语：法律是最善意最坚实的盾牌

南京博物院事件，是一记警钟，也是一次契机。它提醒我们：文物保护，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信任问题；而信任的基石，就是法治。

捐赠人把传家之宝交给国家，是对制度的最大信任。我们不能让这份信任，在模糊的登记簿里消失，也不能在沉默的库房中被遗忘。

唯有以法律为准绳，以公开为常态，以责任为底线，才能真正实现“捐有所托、藏有所安、展有所期”。

请记住：

每一件捐赠文物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个选择捐赠的人，都值得被尊重、被保护、被法律温柔以待。

因为，他们捐出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一份对文明的信仰。

这份信仰，必须由法治来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