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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两千多年前，韩非在《韩非子・有度》中写道：“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这句话穿越千年，至今仍在叩问着治理的本质。

谁才是严刑峻法的真正靶向？

当下有一种流行的认知：社会乱象丛生，是因为部分民众素质不高，因此需要用严刑峻法约束规范之。可真的是这样吗？

人民需要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刑罚威慑，而是公平的规则、合理的引导、有温度的教化。春耕夏耘的农民，日夜操劳的工人，伏案苦读的学子，他们所求不过是劳有所得、居有所安、行有所正。对他们而言，教育才是点亮心智的光，而非法网的束缚。

那么，真正需要严刑峻法的，究竟是谁？最佳答案是：掌握公共权力、主导资源分配的官僚集团。

这里的 “官僚集团”，并非指所有公职人员，而是那些将公权异化为私器、蔑视规则、践踏民利的权力掌控者。他们手握公章，便可能权钱交易；身居要职，便可能结党营私；执掌资源，便可能中饱私囊。对这部分人，温和的劝诫如同隔靴搔痒，柔性的约束恰似纸上谈兵。而且这部分人是社会精英，并非愚昧无知之辈。对人民，不妨多教育，但对官僚，唯有严刑峻法，方能划定权力的红线，筑牢制度的堤坝。

为何是官僚集团？而非其他群体？

这需要从权力的本质说起。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直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如同没有缰绳的野马，一旦失去约束，便会冲向破坏的深渊。而官僚集团所掌握的公权力，源自人民的赋予，本应是服务公众的工具，若缺乏刚性约束，便会异化为掠夺民利的利器。

民众的行为边界，多由道德、习俗与日常规则约束；而官僚的权力行为，直接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分配、社会公平的实现，其破坏力远超个体的失范。一个商人偷税漏税，损害的是国家财政；一个官员贪赃枉法，破坏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根基。两者的危害量级，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严刑峻法的靶向，从来不该是普通民众，而应是掌握特殊权力的官僚集团。这不是对某一群体的偏见，而是对权力本质的清醒认知，是治理逻辑的正本清源。

惩罚不足，则规则虚设

近年来，反腐风暴持续高压，但贪腐问题仍屡禁不止，甚至呈现出隐蔽化、复杂化的新特征。其中原因，既有制度设计的疏漏，更在于对官僚集团的惩罚力度不足，导致违法成本远低于收益。

《盐铁论・疾贪》中记载：“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 意思是，贪婪卑劣的风气，根源在统治者而非百姓；教化的关键在治理而非民众。这句话道破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上层的示范与约束，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风气走向。

当下官场的一些乱象，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有的官员，借节日慰问之名，行利益输送之实；有的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有的在工程招标、项目审批中，收受巨额贿赂。更有甚者，将公权力视为私人领地，大搞 “一言堂”，蔑视党纪国法，践踏群众利益。

为何这些行为屡禁不止？核心原因在于：惩罚的威慑力不足。

一方面，部分贪腐行为的查处概率较低。一些官员钻制度的空子，将贪腐行为包装成 “正常人情往来”“工作便利”，使得违法行为难以被发现。即便被发现，也往往通过各种手段拖延、规避处罚，导致 “违法者得利，守法者吃亏” 的逆向激励。

另一方面，惩罚力度与违法所得严重失衡。某落马官员曾坦言：“我收的钱，够我几辈子花了，即便被查，也值了。” 这种扭曲的心态，背后是违法成本过低的现实。一些官员贪腐数千万甚至数亿，最终仅被判处十几年有期徒刑，且在狱中享受特殊待遇，财产转移殆尽。这种 “轻罚” 不仅无法起到震慑作用，反而会诱发更多人的侥幸心理。

更严重的是，惩罚不足会导致规则虚设。当官员发现，违反法律的成本远低于收益时，法律便会失去应有的敬畏。他们会将 “潜规则” 视为行事准则，将 “明规则” 当作摆设。久而久之，官场形成 “劣币驱逐良币” 的风气：清廉者受排挤，贪腐者得重用。最终，损害的是整个政治生态，侵蚀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

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提出的 “历史周期率”，至今仍振聋发聩：“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如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举世公认行之有效的举措是对权力的刚性约束。而严刑峻法，正是约束权力的最有力武器。没有严刑峻法，官员的贪腐行为便得不到有效遏制；没有严刑峻法，公权力便会沦为私人牟利的工具；没有严刑峻法，人民的利益便无从保障。

以严刑峻法守护公共利益

那么，对官僚集团施以严刑峻法，究竟有何深层意义？

首先，严刑峻法是惩罚贪腐的必要手段。

贪腐行为的本质，是对公共利益的侵占。官员手中的每一分权力，都来自人民的赋予，本应用于为人民服务。而贪腐者，将公权力异化为私人财产，损害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平与民众福祉。

对于这种行为，唯有严刑峻法，方能彰显正义。新加坡的反腐经验值得借鉴。新加坡对官员贪腐采取 “零容忍” 态度，无论金额大小，一旦查实，便会受到严厉惩罚。官员哪怕收受一瓶酒、一条烟，都可能面临失业、罚款、监禁的后果。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建立了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与监督体系，使得贪腐行为难以遁形。法律在这里，是一柄悬于每个公务员头顶的、无时不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冷酷：权力的每一分滥用，都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正是这种 “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 的制度环境，让新加坡成为全球反腐成效最显著的国家之一。

日本的反腐实践同样值得深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官场贪腐盛行，“洛克希德事件”“里库路特事件” 等大案震惊全国。此后，日本加大了对官僚贪腐的惩罚力度，不仅提高了量刑标准，还建立了独立的反腐机构，强化了对官员的监督。而且一旦官员涉腐，不仅面临法律严惩，更将承受社会性死亡。媒体穷追不舍，舆论唾弃不齿，使其在高度同质化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再无立锥之地。如今，日本的官场风气显著改善，贪腐案件的发生率大幅下降。

这些国家的经验证明：只有让贪腐者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有效遏制贪腐行为。对于官僚集团而言，微小的贪腐也应受到严厉惩罚。因为，贪腐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无论金额大小，其对制度的破坏、对公平的践踏是一致的。只有 “勿以恶小而不罚”，才能从根源上杜绝贪腐的滋生。

没有严刑峻法，某种意义上，便是对贪腐的默许与纵容。这并非危言耸听。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在权力场域同样适用。当权衡利弊后，发现冒险的“收益”远大于“成本”，铤而走险者便会涌现。唯有将法律的成本提升到不可承受的高度，让每一分权力都感受到约束的灼痛，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算计。

其次，严刑峻法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

社会公平的核心，在于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而官僚集团的贪腐行为，恰恰破坏了这种平等。他们利用职权，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特殊利益，使得普通民众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比如，某官员利用职权为子女安排优质学校，挤占了普通家庭孩子的教育资源；某官员在工程招标中为关系户 “量身定制” 条件，使得真正有实力的企业被排挤；某官员在土地审批中收受贿赂，导致农民的土地权益被侵害。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个体的合法权益，更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严刑峻法，正是维护公平正义的 “利器”。通过对贪腐官员的严厉惩罚，向社会传递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信号，让民众相信，无论权力大小、地位高低，只要触犯法律，就一定会受到制裁。这种公平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民众信任的源泉。

再次，严刑峻法是净化政治生态的关键举措。

政治生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成效。一个清廉、高效、公正的政治生态，能够凝聚民心、激发活力；而一个腐败、低效、不公的政治生态，则会涣散民心、阻碍发展。

官僚集团的贪腐行为，是政治生态的 “污染源”。他们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形成利益共同体，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他们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导致政策执行变形走样；他们漠视群众利益、推诿扯皮，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而严刑峻法，如同 “净化器”，能够清除政治生态中的 “污垢”。通过对贪腐官员的严厉打击，打破利益共同体的链条，遏制拉帮结派的风气；通过对违法行为的严肃查处，倒逼官员求真务实、真抓实干；通过对权力的刚性约束，促使官员敬畏法律、敬畏人民。

当政治生态得到净化，官员才能真正把心思用在为人民服务上，把精力放在干事创业上。此时，政府的公信力会增强，民众的满意度会提高，社会的凝聚力会提升。这种良性循环，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

回望历史，凡是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时代，无不重视对官僚集团的约束与惩罚。

汉初，刘邦入关后 “约法三章”，对官吏的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使得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为 “文景之治” 奠定了基础；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重视法治，强调 “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对贪腐官员严惩不贷，使得官场风气清廉，造就了 “贞观之治” 的盛世；明朝初期，朱元璋深知官员贪腐之害，颁布《大明律》，对贪腐行为处以重刑，甚至剥皮实草，虽手段残酷，但在一定时期内遏制了贪腐风气，保障了民众的基本利益。

相反，凡是官场腐败、法纪松弛的时代，无不走向衰败与灭亡。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官员贪腐成风，法纪形同虚设，最终导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晚清时期，官场腐败盛行，官员层层盘剥、中饱私囊，国家财政空虚，民生凋敝，最终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些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对官僚集团的约束与惩罚，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严刑峻法并非暴政，而是治世之道。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言：“治乱之机，在于用人，邪正之辨，在于核真。” 而核真的关键，在于严明的法纪。

当然，严刑峻法并非万能。它需要与完善的监督体系、科学的权力配置、健全的问责机制相结合。但不可否认的是，严刑峻法是约束官僚集团的基础，是遏制贪腐行为的前提。没有严刑峻法，再好的制度设计也会沦为空谈；没有严刑峻法，再完善的监督体系也会失去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