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龙 邬高婕

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考察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北京要发挥自身优势，在这方面作出更大贡献。这一重要指示，既是对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地位的再确认，也是对地方实践路径的再指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为“十五五”主要目标。在此背景下，厘清如何推动产业政策和公平竞争政策协同互促，既支撑高新产业重点发展，又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课题。

政策协同的理论阐释

其一，从发展规律看，政策协同是生产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科技自立自强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逻辑，而现代化的核心是生产力的现代化。生产力的现代化既需要产业政策引导资源向关键领域集聚，也需要公平竞争政策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资源配置。二者协同，既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又能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创新活力，是生产力跃升的制度保障。

其二，从安全维度看，政策协同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支撑。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凸显，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挑战。只有将产业政策的战略导向与公平竞争政策的市场规则有机统一，才能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提升创新效率，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其三，从战略全局看，政策协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国内统一市场高效畅通。产业政策支持高新产业发展，必须与统一大市场建设同向发力，防止地方保护和政策碎片化。公平竞争政策则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平等的制度环境，保障创新要素自由流动。

当前政策协同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是目标取向存在张力。产业政策往往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选择性，聚焦特定领域、重点企业或关键技术。公平竞争政策则强调市场规则统一、竞争机会均等。在实践中，二者的目标差异可能导致政策摩擦。如何在战略导向与市场规则之间找到平衡点，是政策协同的核心难题。

二是机制尚不健全。当前，产业政策和公平竞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分属不同部门，缺乏常态化的协同机制。产业政策出台前，竞争评估制度尚未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多停留于程序合规，实质性影响有限。政策碎片化、部门壁垒等问题，制约了政策协同效能的发挥。

三是产业发展与公平竞争存在矛盾。高新产业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往往需要政策倾斜和资源集聚支持。但在公平竞争环境下，过度倾斜可能引发市场扭曲，抑制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如何既保障高新产业发展的战略需求，又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是政策协同必须破解的难题。

推进政策协同的方向路径

一是坚持系统观念，构建政策协同制度框架。从顶层设计入手，完善政策制定协同机制，健全政策评估反馈机制，定期开展产业政策竞争影响评估，及时调整优化政策设计。此外，推动政策目标协同，将促进创新、保障安全、维护公平统一纳入政策评价体系，形成多目标统筹的制度安排。

二是聚焦关键领域，推动精准发力与有效约束相统一。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北京产业发展实际，在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嵌入公平竞争规则，在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建设中注重维护市场秩序，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营造开放共享的产业生态。

三是强化公平竞争审查，提升政策实施规范性和透明度。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变。为此，要扩大审查范围，确保应审尽审；要提高审查质量，增强审查的专业性和公信力；要加强审查结果的刚性约束，推动政策实施全过程公开透明。

四是立足北京实践，探索政策协同的先行路径。北京应围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探索建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同试验区；结合“两区”建设，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在开放中提升政策协同能力；发挥首都智库优势，加强政策协同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推动市级层面建立健全产业政策和公平竞争政策协同联席会议制度，强化部门联动和政策衔接。

五是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保障创新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科技自立自强是强国之基，产业政策和公平竞争政策协同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保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产业政策和公平竞争政策在目标、机制、实施上深度协同。要立足国家战略需求，结合北京产业发展实际，以政策协同促创新、强产业、保安全、促公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均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